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雙重身份和雙重使命--中國基督徒的身份責任論(五續二)

 

雙重身份和雙重使命--中國基督徒的身份責任論(五)
單傳航

二、神學傳統中的教會與政府的關係(續二)

6、重洗派的政教關系理論--教會遠離政府

在 1517 年基督教改革後,除了路德宗、改革宗和聖公會之外,還出現了另外一個重要的新教門派——重洗派(Anabaptists)。重洗派大約於 1525 年起源於瑞士的蘇黎世,創始人是茨文理的學生,由於他們不滿茨文理政教結合的主張,便與導師分道揚鑣,建立了重洗派教會,這就是著名的 "瑞士兄弟會",但不久他們便遭到殘酷迫害。

16 世紀後半期,在荷蘭宗教改革家門諾(Menno Simons)的領導下,建立了重洗派的代表性門派,被稱為門諾派,此派長期受到逼迫。門諾重洗派的主張是:政府和教會完全分離﹔反對嬰兒洗禮,堅持成人洗禮﹔強調基督徒必須依靠聖靈的能力和工作,從而歸正及獲得重生﹔基督徒的本質是耶穌的門徒﹔基督是生活的中心,教會的本質是信徒與基督之間的團契﹔提倡不抵抗的非暴力倫理觀﹔呼吁宗教寬容。現在回顧,門諾重洗派的思想具有超越時代的先進性,但是因為沒有佔領政治舞台而無法進入當時教會的主流。(參看小光的《教會在中國的未來走向》)

由於長期受到逼迫,重洗派被迫逃離到偏僻的曠野山區,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。一百多年來遭到殘酷逼迫,導致他們將與世隔絕的生活模式作為傳統保留下來,並形成了神學理論作為根據。他們認為,政教分離不是《舊約》的教義,而是《新約》的教義。一方面,重洗派承認是上帝設立政府,政權和官員職位是上帝所賜予的,基督徒要服從政府,不論是邪惡的還是公義的政府。另一方面,根據《約翰福音》17:16﹔18:36,他們認為 "耶穌清楚說明了祂的國度和這個世界的國度之間,有著明確的分離。耶穌基督被逮捕的時候不允許門徒們反抗自衛,便證明了這一點。基督的國度是屬於天上的,使命是讓罪人與上帝之間和好。然而,這個世界的國度和政府所尋求的是霸權。"

另外,"當舊約時代結束、新約時代到來之後,教會和政府之間開始政教分離的關係。揮舞上帝之劍懲罰上帝的敵人,不再是上帝兒女的責任。政府也不再承擔裁決真理的責任﹐因此,政府和教會成為角色和興趣截然不同的兩個實體。因此,如果不明白新舊約之間的這種區別,就會導致困惑以及對新約教義的錯誤應用。"(參看重洗派的作品《論政教分離--我的國不屬這世界》 作者:約瑟.科納 Joseph Keener)

有些重洗派社區在北美仍然保持其避世的傳統,最典型的是阿米什人。他們拒絕服兵役,認為 "既然耶穌基督教導說要愛敵人,那麼,基督徒怎麼能服兵役呢?" 他們不參與政府的選舉投票,設立獨立的教育、生產等體系。重洗派的理論主張政府和教會之間分離的極端觀點。

7、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--教會改良政府

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,特別是阿根廷,在 1940-1970 年經歷了軍政府的可怕獨裁統治。期間,人民遭到暗殺和酷刑對待,婦女遭受強姦,社會出現人口失蹤,等暴行類似中國的文革時期,但沒有那麼嚴重,政府仍然允許教會存在。當時拉丁美洲的天主教徒人口的百分比高達 90%,但這種黑暗暴力的政治勢力卻能夠如此猖獗,公義和 "鄰舍" 被任意踐踏。這是天主教需要深切反省的歷史教訓和羞愧。當時,秘魯的天主教神學家古斯塔瓦.古提亞瑞茲(Gustavo Gutierrez),於 1960 年代發表了《解放神學》的一系列論文,號召上帝(天主)的選民們要根據《聖經》中《出埃及記》、《申命記》等和耶穌基督在《新約》中的教導,關注社會制度的公平正義問題,以信仰的原則看顧並謀求受壓迫者和窮人的解放。於是,解放神學迅速被傳播,在 1970 年代對當時的社會影響甚大。這是拉丁天主教在神學理論上的重大貢獻。

同一時期,在世界其它地方,教會也出現了解放神學的模型,略有不同的是他們屬於自發性,並不是受到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影響而產生的。例如,基督教的牧師馬丁.路德.金在美國的黑人民權運動中,聖公會的圖圖大主教在南非反對種族隔離運動中的宣示。解放神學的重點思想是:上帝對窮人和受壓迫者特別眷顧,解放神學是一種行為神學。也就是說,解放神學強調信仰責任需要行動出來,成為倫理道德行動。

令人遺憾的是,解放神學後來被自由主義神學所曲解和濫用。此外,解放神學的缺點在於幼稚地崇尚共產主義社會模式(有馬克思主義的概念),因此,他們受到合理的批評,包括天主教梵蒂岡教廷在 1980 年代初所給予的否定。但解放神學的總體思想是有借鑒價值的,只是要注意去其糟粕。此外,解放神學對政教關係問題上並沒有效地處理,這也是天主教自馬丁?路德時代以來就一直無法消除的神學痛點。

另外,需要提及中國國民黨創始人孫中山先生,他可能是最早提出解放神學原理的人。他是政治家,並沒有在神學理論上作出深入研究。他在參與推翻腐敗的清王朝過程中,參考《聖經》中的《出埃及記》,說: "摩西能夠做的,我也能",並認為耶穌的解放者形像激勵了自己,"耶穌是一位革命者,我也是。" 他還聲稱是 "上帝派他來為了中國人民,與邪惡作鬥爭......將中國人從枷鎖中解放出來。"他還表示:"我是一個基督徒,與魔鬼鬥爭 40 多年......"(參看筆者的《基督教與中國公民社會》)

小結

根據神學歷史傳統總結可知,政府應當基於懲惡揚善的社會管理機制和法治精神,並承認和高度尊敬上帝所賦予的這種權柄。也就是說,政府應當以公義和愛的原則服務於人民。教會應當是社會的靈魂和良知,及時譴責社會的邪惡與不公義,促進美好與純潔、愛與公義的社會文明。

基督徒應否參與政治活動和怎樣參與,應當以基督徒的倫理責任為出發點和原則來判斷。也就是說,基督徒有否違背倫理標準和有否履行倫理責任? 基督徒應判斷自己與政治責任之間的關係。事實上,通過行使公民的權利和責任,基督徒就不能避免要擔負一定的政治責任,只是有不同程度而已。如果基督徒身處於不公義的社會,由於愛鄰舍,就不僅要積極參與政治活動,還要通過非暴力的方式參與推動政治公義的進程。在比較公義的社會裡,可以根據基督徒的倫理職責,參與促進政治和社會文明的全方位發展活動。總括而言,基督徒和教會要順從《聖經》,並履行倫理責任,因此要參與政治活動﹐不可本末倒置。這是重要的神學原則。

在現今中國敵基督的社會政治環境中,教會應當繼續努力通過傳福音和宣教的屬靈職責,讓大多數中國人成為基督徒﹔而基督徒 (特別是基督徒政治家),要履行個人和團體的社會職責,帶領所有民眾,推動和建立符合上帝公義標準和法治原則的政府與政治--這才是解決基督徒信仰與政治之間的衝突、更新中國社會文明的根本途徑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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